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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特点：
二是如何发现法律，疑难案件的法律发现涉及法、理、情三个方面。
在意大利语世界，法学学派研究的开拓者是G. Baviera，他于1898年出版了《罗马法学家的两大学派》[Le due scuoledeiiureconsultiromani, Firenze,1898（repr. Roma 1970）]一书，它分为三章。但属于萨宾派的尤里安认为，一旦拋弃，物就不再属于原所有人，但只有在另一人占有此等物后，该物才成为其财产。
荷兰学者雷森提出的地方运用不同说较新，应属于方法论不同说的一个分支。[80]在雷森看来，萨宾派运用了类比的地方，认为发布命令者与被指名为受益人者没有本质的区别，所以，共有奴隶订立要式口约取得的财产专为对他发布命令的主人取得，尽管他未把此等主人指名为交易的受益人。[18]盖尤斯?尤文求斯是杰出的法学家，其作品被广泛阅读。但这里谈到的是指物遗赠的标的物，其所有权在法律上属于受遗赠人[120]雷森认为，萨宾派采用的是词源的地方，其推理是这样的：Praecipere（先取）的意思是先得到，故先取遗赠就是遗赠给遗嘱继承人之一，让他超出自己的遗产份额先得到部分遗产的遗赠。
在24年前，他担任过备位执政官。[102] See Tessa G. Leesen, supra note 30, at 296s. [103]参见盖尤斯，见前注[68]，页328。在中国历史上，有宗族法、律法、礼法、祖宗之法和习惯法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探索党国宪政体制的发展道路，但由于在从农村转向城市、从体制外的政党动员转向体制内驾驭国家机器的问题上缺乏经验，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苏联计划经济的体制学习。2014年下半年，修远基金会邀请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强世功共同展开课题研究，试图从现代法理学、中国特色党国宪政体制、党章与宪法的辩证关系等三个方面，从理论上回答上述重大问题。事实上，真正规范国家政治生活甚至约束主权权力的并不一定是名之为《宪法》的那个宪法文本，也可以是无宪法之名但行宪法之实的实效宪法，不仅包括成文宪法文本，而且其他一系列宪法性质的规范文件，甚至包括宪法惯例、权威宪法学说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建立，要求我们不仅从中国几十年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出发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法治道路，而且也要求我们从现代法治理论的高度说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根本来源，从而不仅在实践中，而且在法理学上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础。
这就意味着需要按照三中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按照四中全会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精神，充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逻辑，着眼于顶层设计，思考如何建立专门运用党章和宪法这两个根本法来处理党和国家关系的制度和运作机制，这无疑是当前完善党国宪政体制的迫切任务。国家法中心主义所谓的法仅仅是狭义上的法，即国家法。
在西方历史上，有自然法、宗教法、成文法、普通法、判例法、衡平法和习惯法等。正是对苏联党国宪制模式的第一次批判和背离，形成了所谓的延安道路或延安模式。前者的目的是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特别是党内民主这个程序来防止党的领袖直接动员群众，后者的目的是直接恢复国家的官僚体制和法制秩序。由此，无论民主还是法制，都是为了遏制无法无天的运动状态，恢复正常的国家秩序。
第二，在规范实施层面上，片面强调以法院为纠纷解决的中心，导致各种社会纠纷涌入法院，法院不堪负重，涉诉信访不断攀升，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形象。这个问题牵扯了复杂的理论问题。可见，保持党和国家之间的平衡，就像西方宪政体制中保持三种权力的制约和平衡一样，必须通过法律来规范并且制约彼此的权力，将彼此的权力约束在自己应当活动的空间中，从而同时调动党和国家两个积极性。为此，《决定》不仅强调人大、政府、法院的党组就相关重大问题向中央汇报，强调政法委对政法的领导必须长期坚持，而且在法治监督体系和法治保障体系中，始终贯穿党的领导。
党的领导地位之所以出现在宪法序言中，也恰恰是在宪法发生学的意义上肯定党及其所代表的人民拥有的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的主权地位。其二就是对法作广义理解的法律多元主义的法治观，包括古典的法治观和后现代的法治观。
在这个意义上，文化大革命乃是中国对苏联党国整合模式第二次批判的矫枉过正。国家只是处理和平衡利益的机器，法律只是利益平衡的工具。
（一）党大还是法大？ 在中国法治建设中，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问题往往被简单化为党大还是法大。而协调党和国家关系的重要手段就是法律，从此中国开始走向了用法律和法治来协调党和国家关系，促进党和国家的良性互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调整带动的党章修改，不仅伴随着对宪法序言及宪法总纲内容的修改，也同样伴随着在国家宪法之下大规模的立法活动和法律修改运动。最终，国家法逐渐将宗教、道德、政治等多元主义法律规范排除在外，从而保持程序上的人人平等，并用法律来约束政府权力。但是，如果我们着眼于《决定》全文，这个多元主义的法律规范体系会更为复杂，其中不仅包括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司法解释及指导性案例，而且包括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礼序家规之类的社会性规范，不仅包括各种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等道德规范构成的非正式法，而且包括路线、方针和政策。而从法律技术的角度看，在立法和修法的过程中，党可以作为人民的化身，通过政策来指导立法和修法，而一旦法律制定完毕，党作为人民的日常代表，在之后的执法和守法环节就必须遵守人民制定的宪法和法律。
但是，这场批判的积极意义在于使得党对于国家官僚机器和围绕官僚集体形成的利益集团始终保持警惕，从而成功地避免了共产党在一党执政之后堕落为官僚利益集团的新阶级陷阱。因此，宪法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权威地位不仅需要在宪法文本中自我宣示，更重要的是来自党章的保障落实，来自党对领导国家在理想与现实、现在与未来之间形成有机互动和妥协的理性认识。
二、多元一体的法治共和国 （一）国家法中心主义对中国法治实践的影响 晚清以来，中国法治进程一直受到西方法治模式的极大影响。由此，在宪法序言中，不仅确认并规定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而且确认并规定了政治协商这种政治运作模式，而且确认并规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
在这个意义上，不能不说党章及其背后的政治哲学和价值诉求乃是中国宪法体系真正的生命，是整个多元主义宪法规范体系的关键，甚至是多元主义法治共和国的核心。规范国家机构、社会组织和公民行为的国家法体系（包括司法解释和指导性案例）。
《决定》虽然以过去三十多年法治建设经验为基础，试图克服法治实践中的基本困难，但是《决定》在理论上依旧没有彻底解决党大还是法大这一中国法治的基本难题，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也缺乏充分、完整、系统的理论表述。在多元法治实施主体中，党始终处于组织和领导地位。中国制宪不是为了建国，而是用宪法的方式来确认中国共产党已经建立起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连宪法都不能改变的内容。中国对苏联模式的第二次批判，不仅是探索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而且否定了政党官僚化这种党国高度整合的苏联模式，走出了一条中国道路，既强调在专业技术现代化的意义上来领导国家，又强调要超越官僚利益集团，成为扎根社会、服务社会的先锋队组织，从而在党和国家的关系上保持平衡。
无论政协章程中规定的政治协商制度，还是成文宪法中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无论香港、澳门基本法，还是未来实现台湾统一的宪制安排，无论三位一体、代际更替的领导体制，还是两个积极性的学说，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中针对不同问题采取的不同规范方式，这一切都围绕《中国共产党章程》展开，围绕党章确立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高级规范展开。事实上，中国的党国宪政体制正是在上述两种模式的基础上，在中国实践中摸索出的第三条道路：即党国互动模式。
这种法治观从法的广义概念出发，不仅强调国家法的重要性，也强调其他机构制定的规范以及社会道德习惯的重要性，认为不同层次上的法律，正是针对不同的问题，从不同的角度来共同推进良好的社会治理。而目前我们的宪法之所以相对保持稳定，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章以及党的政治哲学相对保持稳定。
如果说中国宪法的灵魂就是宪法序言中已经充分表达的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基本政治原则，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党如何领导国家、如何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党对宪法和法律的态度和立场等，所有这些内容都不是宪法所能够规定的，而这些内容都是由党章规定的。在西方党国宪政体制中，法律是连接政党和国家的中介环节，政党仅仅需要代表利益，通过选举进入国家，进入国家之后严格按照法律进行治理。
这种宪政体制强化了国家法律机器，实际上遏制了政党的发展，使得政党沦为简单的选举机器，其主要工作就是筹集资金、舆论宣传和群众动员，最终要服务于选举。在我国宪法序言中，载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建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以及建立人民共和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政治原则。现代政党在君主立宪失败之后登上历史舞台，但又因为严重的党争导致宪政体制一再失败、国家分崩离析，处于持续动乱之中。一方面党始终扎根社会领域，但不同于党国分离的宪政体制，党扎根社会不是基于选举利益的需要，仅仅考虑社会当下民意或者暂时利益需求，而是要求代表社会发展的未来方向及其长远诉求和整体诉求。
第一，在规范层次上，片面强调国家立法的权威地位，忽略党规党法、道德和社会习惯等其他规范，导致法治发展与社会失范并行的悖谬现象。由此，总结建国以来的宪政经验，伴随着党章中对党领导国家方式的修改，宪法总是在不断地修改，由此建国短短六十多年来，就形成了从《共同纲领》到四部宪法的反复探索，其他不成文宪法规范，包括宪法惯例等也在不断地修改之中。
首先，《决定》肯定了重大政策具有比法律更高的权威。《决定》中强调人民和执政党在法治实施中的主体地位，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列为建设法治的两个基本原则。
（三）第三条道路：用法治完善党国关系 经过了对苏联党国模式的第二次背离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总体反思，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问题就是恢复被群众运动砸碎了的国家机器和官僚秩序，因此党国体制的改革和调整所要做的工作是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路线、方针和政策构成一个规范体系，构成了国家法律之上的高级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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